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制度安排使得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并参与社会经济建设，支撑起了半边天，提高了经济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女性的个人自我期许。
中国古代官学时办时停，很多人才是经由家庭培育出来的，凝结明晰的家庭教育精神、积累了大量优秀的家庭教育经验。古代家庭教育一般有三类，皇子贵胄教育，士大夫家庭教育，平民家庭教育，三类家庭因其对子孙后代的期待不同而略有差别，但在教育精神上却以“明人伦”为根本要义，具体又通过礼教、事教、指导识人交友来实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家庭对历史的重视，上至贵胄、下至士大夫以及想要考取功名的平民家庭，其子弟无不读《春秋》等史书，古人相信历史兴衰以及其中的个人命运沉浮，有助于“修己治人”“以古知今”“明智”之道的修养。所以，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并不仅仅是光耀门楣的自家子弟，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儿女。这固然有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制度基础在起作用，但家庭教育精神和内容的选择与渗透，却是可以超越时代，为当今所借鉴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理想的社会制度将永远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的制约”!如何在了解的基础上，创新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家庭教育精神是家庭教育规划应保持的指导理念。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规模和水平的双重提高，当前中国有娃家庭的多元化特征显著，城乡家庭在结构和资源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单亲家庭、留守家庭、隔代家庭、无长辈家庭、同居家庭、同性家庭、失独再生家庭等非传统类型的有娃家庭大量涌现，而父母俱在的核心家庭也面临着“丧偶式育儿”现象。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工作已经超出了传统所能理解和指导的范围，他们对于家庭教育的新困难、新需求，是家庭教育规划不能忽视的、小众但趋势性的问题。
此外，对于结构完整的有娃家庭，其家庭教育需求和现状也不能“想当然”。当前城市中的“80”后、“90”后家长，其家庭模式的主体是主干家庭，即祖辈、父辈和子辈的三代同堂，这是城市父母多为双职工而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匮乏导致的。调查显示，“父母能否帮忙带孩子”已经成为影响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微观环境更加复杂了，不仅存在父母双方之间的教育观念冲突、也面临祖辈与父辈的教育观念冲突。再考虑到广大的农村地区，父母外出打工将学龄儿童留于祖父母的现实存在。所以，家庭教育的对象早已超越了儿童，也超越了父母，而是广义的、包括祖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等多样化的群体，这是家庭教育规划必须考虑的现实情况。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制度安排使得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并参与社会经济建设，支撑起了半边天，提高了经济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女性的个人自我期许。但传统中国家庭中男女分工的观念并未相应转变，这便导致女性要承担家庭和工作两种社会职能，特别是涉及孩子的家庭教育，在观念上被视为“妈妈的事情”，在实践中也是由母亲承担起教育子女、家校沟通的任务。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意味着“女性崛起”，但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母职焦虑”已经切实影响到家庭成立、生育意愿和家庭和谐稳定。
无论是家庭的多元性还是发展的脆弱性，其都将影响到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所以政策制定层面需要考虑家庭现状，给家庭提供制度化、组织性的社会支持体系。
